| 【党廉时评】“亲”与“清”：打造新型政商关系 |
| 发布时间：2016-3-31 阅读：1913次 |
亲与清：打造新型政商关系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程晨 新型政商关系定位中的“亲”，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念，还蕴含了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参与”思想。 “民本”观念深植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尚书》有“民惟邦本”之训、《墨子》有“爱民谨忠”之倡、《左传》有“国兴听于民”之说、孟子有“民贵君轻”之辩、荀子有“民水君舟”之喻、黄梨洲有“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论。“民本”思想下的“亲民”，实质在于强调执政者应当充分重视民众的利益，在经济上惠民富民、在行政上利民便民、在文化上教民化民。这正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的，“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求执政者以民众的利益为宗旨，还进一步要求执政者善于调动社会力量、整合治理资源、汲取外部信息和智慧。近年来，参与型共同治理机制无论是在国家立法、大政方针层面，还是在行政治理具体措施层面，都有效促成了社会意见通畅表达、决策信息充分收集、群众公民广泛参与。参与型共同治理已经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政治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实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党和国家一贯的方针政策。工商业人士在经济建设领域拥有较多的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正是经济领域参与型共治机制中重要的建设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以，这个“亲”字不仅准确体现了新型政商关系，还兼容了中国传统优秀政治伦理和现代国家治理先进理论。 “清”：彰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独特优势 新型政商关系定位中的“清”，一方面揭示了资本势力“俘获”公共权力导致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失灵的国外教训，另一方面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 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市场化、民主化、私有化”治理模式在当代遭遇了一定规模的实践危机。在当今多数西方国家，集中的资本造就了足够强大的寡头，他们一方面通过控制代议者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立法、政策，从游戏规则上根本性地破坏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倚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自由，再不需要对国内其他阶级的政治要求妥协。继“市场失灵”理论之后，就连在西方国家内部，有识之士也不讳言正在产生的“政府失灵”、“民主失灵”现象——社会权利结构极度失衡，严重扭曲了民主体制的运作。弱势的多数民众无法通过民主体制或法治规则取得与少数强势资本势力制衡的地位，社会凝聚力不断解体，国家机构经济社会职能减缩，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退化。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将资本势力与公共权力作必要隔离，资本势力通过各种手段“俘获”了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如《纸牌屋》《国家秘密》等流行于荧屏的国外电视剧都或多或少地展现了这些情景。 在这一背景下思考新型政商关系定位中的“清”字，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要防范政商不正当关系所带来的类似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的“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的“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政商双方都用这一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能隔断资本势力和公共权力的不正当结合，既能防止公共权力设租寻租而破坏政治清明，又能防止资本势力控制权力运作而破坏社会公平。 不过，类似的风险固然一定程度上存在，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对其具有结构性制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命脉控制在公有制经济之下，就不会发生西方国家那种结构性的社会权力格局失衡；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将最高权力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置于唯一执政党的领导之下，就从根源上杜绝了强势资本势力控制国家大政方针的可能性。近年来西方学者热议“中国模式”，在总结中国成功经验时虽然观点纷呈，但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作用基本达成共识。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绝不会出现西方国家那种大规模、结构性的“政府失灵”现象；从个体上看，每一个行使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都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处理政商关系时牢记这个“清”字，保持权力和资本的必要距离。遏制住腐败现象由个体向群体蔓延的势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企管本部 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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